气候变化给经济带来了多大代价？为何潜在损失可能远超以往评估？中国如何将气候转型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РЭШ）的专家们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金砖国家商业杂志》梳理了本次会议的核心结论，并就哪些措施能够降低俄罗斯经济面临的气候风险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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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A·M·奥布霍夫大气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切尔诺库利斯基在俄罗斯经济学院举办的讨论会“气候与经济：变暖的代价与不作为的代价”上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及时调整经济以适应新条件，每年可能因气候变化损失高达2%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他指出，若积极采取适应措施，相关损失将明显降低。
俄罗斯经济学院校长、教授安东·苏沃罗夫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加林娜·黑尔也参加了讨论。专家们探讨了气候变化如何已在重塑经济格局、以往的损失评估为何可能被低估，以及哪些工具能够将气候风险纳入常规商业核算。
乍看之下，俄罗斯的处境比许多国家更为有利：其大部分领土位于高纬度地区，气候变暖理论上可能使部分地区更适宜发展农业。但正如安东·苏沃罗夫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同时也加剧了不确定性：洪涝、火灾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各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开始发生变化。北部地区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传统农业区则恰恰相反，将面临干旱和缺水的挑战。
切尔诺库利斯基特别指出了俄罗斯面临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永久冻土融化，俄罗斯北部相当一部分基础设施都建在永久冻土之上。此外，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南部和黑土区，夏季正变得更加干燥和漫长，而那里恰恰是最重要的农业产区集中地。与此同时，降水特征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强降雨及由此引发洪灾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另一项风险是森林火灾，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规模也越来越大。
不过，气候变暖也可能带来局部利好，但要加以利用却比想象中更为困难。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可能比当地土壤和基础设施具备农业开发能力更快地变得适宜耕作。切尔诺库利斯基指出：“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适应这些有利因素。”
对俄罗斯而言，还存在另一个间接风险渠道：世界经济状况。俄罗斯仍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因此全球经济放缓、能源需求变化以及世界市场转型都将传导至俄罗斯经济，无论气候变化对其本土造成多大直接影响。
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远高于此前的评估。据加林娜·黑尔介绍，就在不久前，每多排放1吨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损失通常被估算为约100美元。而考虑了间接影响的最新研究显示，这一数字约为每吨1000至2000美元。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高温、干旱、农作物歉收或洪涝等直接损失只是经济链条的第一环。现代生产依托全球供应链，一个地区的中断可能迅速波及其他行业和国家。
黑尔以福岛核事故为例：受灾地区企业停产，导致其他国家汽车制造业所需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气候风险的作用机制与此相同——局部事件也能引发全球性的生产连锁反应。
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损失。火灾、洪水或飓风过后，资金不得不用于重建住房、企业和道路——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并未投入新的投资和增长，而是用来让经济恢复到原有水平。与此同时，气候风险推高了保险成本，并降低了危险地区的财产价值。
因此，“气候政策需要多少成本”这一问题还有另一面：不作为同样需要付出代价，而且其中一部分代价是在选择余地已大幅缩小时才显现的。
已经发生的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后果无法完全避免。因此，各经济体在削减排放的同时，还必须投入资金进行适应——涵盖基础设施、农业、城市规划、保险以及极端天气防护等领域。
但适应能力分布并不均衡。加林娜·黑尔指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气候风险的理解可能同样深刻，但应对方式却截然不同。较富裕的家庭可以搬迁、改建房屋、购买保险或投资财产防护；而低收入人群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即便是同等程度的气候冲击，也会随着时间推移加剧财富不平等。
类似问题在国家层面同样存在。最脆弱的经济体往往缺乏适应资金，尽管从历史来看，它们对累积排放量的贡献要小得多。因此，国际气候融资日益不仅涉及减排，还涵盖水资源、医疗卫生、城市防护和农业等领域。
与此同时，气候转型也在催生新的市场。会议以中国为例展开讨论，表明绿色技术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增长型产业。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领域的领先者之一（关于中国如何跃居电动汽车市场第一，请阅读《金砖国家商业杂志》的专题综述）。据会上引用的估算数据，2025年清洁能源产业约占中国经济总量的11%。同时，绿色技术产量的增长也伴随着煤炭消费增速的放缓。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意义恰恰在于其提供了一个产业案例。国家与民间的投资机制共同推动气候政策转化为庞大的生产链条——从光伏板和电池到电动汽车。由此，能源转型的投入同时催生了出口产业、就业机会和技术专业化。
归根结底，气候经济学面临着与养老金体系、医疗卫生或基础设施相同的矛盾：成本必须现在承担，而大部分成效要在数十年后才会显现。
安东·苏沃罗夫将其与其他长期决策作了比较：人们很难为了健康、教育或未来的养老金而在今天放弃消费。在国家层面也存在类似的逻辑——如果某项措施的收益显得遥远而抽象，那么耗资巨大的举措就很难推行。
切尔诺库尔斯基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更为简练：气候变化的过程以数十年乃至本世纪末为衡量尺度，而民众与政治家的决策周期却短得多。他指出：“关键在于人们对未来的代价、对未来变化的代价认识不足。”
换言之，对各国政府和企业而言，问题已不再是气候政策是否需要付出代价。行动与不作为这两种情形都有代价，关键在于弄清哪一种代价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