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滕是中国最受欢迎的青年导演、演员之一，曾荣获“中国优秀青年导演”国家级奖项。他的作品融合中国传统与欧洲现代戏剧元素，曾亮相法国、丹麦、波兰、罗马尼亚、巴西、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国际戏剧节。近年来，丁一滕也活跃于俄罗斯戏剧界：在国立民族剧院执导了根据中国知名作家刘震云讽刺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改编的话剧《我没有杀死我的丈夫》；在新西伯利亚“老房子”剧院执导了刘震云另一部作品《一日三秋》；目前正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筹备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小说《生死疲劳》改编的话剧。
在新剧首演前夕，我们与丁一滕导演畅谈中俄戏剧传统、文化对话及“翻译的难题”。
编辑部翻译
谈及两国对话，仅靠商业和经济不足以建立牢固的关系。要理解合作伙伴的思维方式，需要共同参与文化事业——共同创作、排演剧目。真正的友谊只能建立在此基础上。政治和经济固然重要，但它们无法像文化那样帮助理解另一个国家。当叶夫盖尼·米罗诺夫在俄罗斯国立民族剧院观看我的剧目《我没有杀死我的丈夫》时，他开怀大笑，打破了他对中国人排不出如此幽默的剧目的刻板印象。文化正是用来打破这类刻板印象的。
其实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造成困扰的差异或特质。相反，我一直很钦佩俄罗斯演员——他们非常执着。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体能训练，这很辛苦，他们可能会疲惫甚至落泪，但始终坚持下去。不过，俄罗斯演员更倾向于思考、推理，凡事都要弄明白、“消化透”；而中国的舞台传统更注重肢体动作。所以我会告诉俄罗斯演员：试着不要从“头脑”出发，而是从身体、从动作入手，在动作中寻找角色的性格。
作为导演，我喜欢为演员创造创作空间，让他们能自由发挥、大胆尝试。我给他们很大的自由度。在民族剧院，我遇到了玛丽娅・斯莫尔尼科娃、叶莲娜・莫罗佐娃等非常优秀的演员，她们提出了很多想法，不断创新、灵感迸发；在新西伯利亚“老房子”剧院，我常和主演蒂莫费・马姆林争论，但正是在争论中诞生了很多新的东西；亚历山大剧院也有很多经验丰富的演员，他们会主动提出舞台呈现的建议，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和我合作的中国演员也很有创造力和主动性，喜欢自己构思。我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定下“必须照做、听我的”的专制型导演。但到了最后一天，我确实会掌握主导权，按自己的方式完成作品。
我还发现，俄罗斯剧院对休息日非常重视：每周一法定休息，绝对不能占用。我工作过的所有城市，剧院周一都不安排任何工作，所有人都休息。
我们的休息日很少。演员需要不断学习，这需要大量时间——根本没时间休息。而且学京剧的孩子，七年里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都要练功。
我们的教育分为两大方向：一是传统戏曲、声乐和舞蹈的教学；二是现代戏剧，其教学体系借鉴了苏联模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我在自己的导演作品中，一直努力融合东西方，这就是我的创作理念。
我在英国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还在丹麦工作过。我的导师是意大利导演尤金尼奥・巴尔巴——他是波兰导演、戏剧理论家、教育家耶日・格洛托夫斯基（20世纪戏剧主要改革者之一，创立了独特的表演方法）的学生，所以我有时会戏称自己是格洛托夫斯基的“徒孙”。
单靠商业和经济往来不足以推动国家间的对话，也无法建立牢固的关系。想要读懂合作伙伴的想法，就必须携手开展文化交流——共同创造、排演剧目
但对中国人来说，俄罗斯是艺术领域最具分量的国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瓦赫坦戈夫，还有当代导演图米纳斯、布图索夫、克里莫夫、福金，我们都非常熟悉且崇敬。亚历山大剧院曾到中国巡演，其艺术总监瓦列里・福金的作品在中国很受欢迎。我从小就听过福金的名字——尤金尼奥・巴尔巴经常提起他，因为他们曾一起参与戏剧奥林匹克。我一直梦想着能看到他的导演作品，却没想到福金会来看我的戏。
有一次，《我没有杀死我的丈夫》排练时，我看到观众席里有位老先生一直在笑。演出结束后，叶甫盖尼・米罗诺夫把他带到我面前介绍，原来他就是福金本人。说非常喜欢这部戏，还邀请我去亚历山大剧院工作。后来这件事就成真了。
有，我们也经常邀请外国导演，包括俄罗斯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也在中国排过戏。俄罗斯邀请越多中国导演，我们就会邀请越多俄罗斯导演到中国。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荣誉，我个人也在努力推动这种交流。我现在在上海附近的南京有自己的戏剧节，希望能邀请尽可能多的俄罗斯剧院参加。这个戏剧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在一家大型酒店里举办——这在中国还是首个这种形式的戏剧节。我很高兴现在俄罗斯有很多和我同龄的优秀导演，比如尼基塔・科别列夫、安东・费奥多罗夫，我也想邀请他们来我的戏剧节。
我非常喜欢布尔加科夫。我曾在中国一档真人秀节目中改编了他的《狗心》；我的戏剧节上还会呈现《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沃兰德的舞会片段。当然，我也很敬佩普希金，但对我们来说，他的作品难度很大。他在中国最知名的作品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它搬上舞台。
前几天我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散步，突然抬头看到一座纪念碑，它仿佛在对我说：“你好，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欢迎来到圣彼得堡！希望你能把我的作品搬上舞台。”
我想排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契诃夫的《三姐妹》，以及电影《办公室恋情》。我经常会有这些想法，也和不同的剧院讨论过，或许有可能实现。叶甫盖尼・米罗诺夫说，既然第一部戏这么成功，第二部或许可以尝试下俄罗斯题材。
另一位中国导演牟森即将在民族剧院执导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这是一部非常难的作品，我可没勇气挑战。
这个故事非常契合我常用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它的魔幻之处在于，主角不断转世为六种不同的动物；而现实主义则体现在一个家庭三代人在20世纪后半叶的生活变迁。通过这个故事，观众可以了解中国社会50年来的变化。但它更多是关于人际关系、执念与依赖，所以主角才会不断回到这个世界、回到他生活过的地方，见证这里的变迁。
小说基于佛教的转世理念，所以这一元素也会体现在舞台设计中。我们会用“轮回之轮”作为永恒因果的象征，但不会采用传统的呈现方式，而是融入现代理念。
是的，设计师和作曲家都是中国人，还有一位京剧专家和我们合作——剧中会融入很多京剧元素。因为有很多动物转世的情节，所以舞台上会有大量仿生动作——狼、小猪、牛、等，演员需要进行大量肢体训练。剧中还会出现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时代歌曲：六十年代的爱情歌曲、传统京剧选段、毛泽东时代的新京剧选段；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演员会演唱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虽然俄罗斯观众听不懂歌词，但旋律一定能打动他们。通过音乐和服装，观众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