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大型倡议，其意义绝非重拾连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古丝绸之路那般简单。西蒙・柯蒂斯与伊恩・克劳斯在合著书籍《“一带一路” 之城：地缘政治、城市化与寻求国际新秩序的中国》中指出，这一倡议的核心目标，是借助基础设施项目与城市发展方案，实现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两位研究者在书中通过大量实例，系统阐释了中国如何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依托城市建设、公路铁路与港口打造、数字及能源基础设施布局，循序渐进地构建国际新秩序，打破西方的霸权格局。经Fortis Press授权，金砖国家商业杂志现将本书精彩章节摘录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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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深刻地游走于两种发展模式之间。如今，中国已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000-2018年的高速发展期，排放量更增加了三倍。中国消耗着全球半数的煤炭资源，同时仍在新建燃煤电站。2000-2019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能源项目投放资金 183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流向燃煤与水电站，投入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领域的资金仅约60亿美元68。那段时期，中国对资源进行无节制开采，工业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珍稀野生动物交易等问题层出不穷 —— 这一切，都与中国领导层宣扬的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理念背道而驰。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与运营低效问题69。
尽管目前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但中国能从能源转型向可再生新能源的过程中收获诸多红利。作为全球能源市场的主要投资方与采购方，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后，中国对投资布局进行了调整，截至2020年，风电、光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占比达57%，总额达110亿美元，投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70。短短三十年，中国建成的风电、光伏、水电装机容量，已是美国的三倍之多。同时，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板、风力涡轮机与电动汽车内需市场，还在积极研发氢能交通工具。国内与海外核电反应堆的建设运营经验，让中国在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的建设中占据核心地位。中国持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债券组合，这类债券重点支持成本最优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其市场占比从2015年的2.4%攀升至2017年的23%。
中国还在持续研发全新的绿色金融工具与产品71。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生态与社会风险质疑，中国不得不推动该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融合。如今，全球已形成共识：必须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15年中国加入《巴黎协定》，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承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推动2030年实现碳达峰，习主席表示，“人类再也不能忽视大自然的警告”72。显然，这项倾注了习近平主席大量政治资本的中国外交旗舰倡议，在气候问题上，绝不能沦为彰显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项目。
此外，中国转向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也有着迫切的国内诉求。中国城市居民常年受全球最恶劣的空气质量困扰，沿海城市化密集区面临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洪涝威胁，脆弱的生态系统因年平均气温升高不断退化。中国中、西南部的长江流域频发汛期洪水，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数百万民众被迫搬迁。困扰中国的不仅是洪水：2022年夏季，长江遭遇特大旱灾，这条世界第三长河的径流量较常年减少超50%，众多支流完全断流。旱灾不仅重创农业生产、导致航运停滞，还让80%电力依赖水电的四川省陷入能源危机。全球多数城市和地区都存在应对气候变暖准备不足的问题，即“适应缺口”，中国的城市也未能幸免⁷³。
但即便是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也看到了成为全球引领者的机遇 —— 这一地位，是其他大国未能企及的。美国几届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反复摇摆，造就了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真空，而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正全力填补这一空白。“中国梦”的愿景，是让中国重新回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引领者这一历史定位。
也正因此，“生态文明”理念应运而生，这一理念标志着中国发展模式的结构性转型：从陈旧的工业现代化，转向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径。
历经四十年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粗放式工业发展后，提出并向海外推广“生态文明”理念，对中国而言是一次重大转变。如今，这一理念已被写入中国宪法、纳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融入指导国家发展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中国谋求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支撑，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在这一领域，为未来的城市发展与国际新秩序构建，创造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颠覆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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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想让“生态文明”理念走出国门、发挥中国所期待的国际影响力，就必须让各国理解并认同其内涵。国际问题专家与法学家强调，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要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实质影响，必须构建清晰的阐释体系，让外国政府的认同者与践行者能够轻松理解并落地实施。这一理念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定义与适用范畴，完善支撑理念落地的技术和法律手段。
当前，中国已制定多项发展目标：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探索低碳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减少资源消耗、最大化回收废弃物再利用）、守护自然资源、打造低碳排放的城市与城市化区域。为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中国规划了多重实施路径：创新融资模式、改革税收与法律体系、普及生态发展知识与技术技能。同时明确了六大发展重点：城乡与区域空间规划、技术创新、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监测监管、社会组织参与，以及推动各项举措落地的组织 障。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国内持续践行这一理念，尤其在城市化地区开展试点探索，打造“生态文明示范试点城市”，规划建设生态城市集群。例如，浙江省被定位为生态经济示范区，肩负着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宏伟使命；福建、贵州、江西三省被划为 “生态文明试验区”；深圳、厦门、广州等城市列入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名单75。
国内极具代表性的生态城市建设项目，当属贵阳与雄安新区。贵阳，这座坐落于中国西南山区、亚热带省份贵州的省会城市，被誉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这座拥有350万人口的城市，依偎在南明河畔，环抱于青山绿水之间。过去十年，贵阳正全力打造无废、低碳城市，倡导生态生活方式，追求全民共同富裕。但与中外诸多生态城市建设尝试一样，目前贵阳的发展理念仍领先于实际落地成效。尽管贵阳的生态环境质量远超同类城市，斩获诸多赞誉，但研究表明，要实现减排的宏伟目标，贵阳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76。
而雄安新区则是一座从零起步打造的全新城市，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境内，被定位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未来城市”标杆。雄安新区距北京约100公里，地处京津冀经济三角区，旨在打造绿色高科技发展枢纽，重点布局绿色金融、可持续能源产业，规划大面积开放式绿色空间，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这座城市将被公园、林地与新植森林环绕，目前已完成3万公顷的植树造林。新区至少50%的电力将来自光伏、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并由智能电网实现统筹调控。同时，雄安新区将打造成为“智慧城市”，实现无人驾驶公共交通全覆盖，城市内所有建筑与基础设施都将拥有“数字孪生”，实时呈现在动态更新的虚拟地图中。尽管雄安新区的规划面积堪比伦敦与纽约之和，但其建设核心遵循“15分钟城市”理念：居民在15分钟出行半径内，可满足所有生活与服务需求。这一理念同样风靡巴黎、巴塞罗那、墨尔本等城市，印证了新型城市发展理念如今正快速在全球传播。
中国已成为全球特高压输电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如同其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一样。中国显然地希望，其技术标准能在这一项目中占据核心地位，从而成为全球能源治理无可替代的中心。
作为生态文明示范城市的试点项目，贵阳与雄安新区彰显了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发展的决心。其中，雄安新区所探索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更是计划在国内乃至海外推广，“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重要的推广载体⁷⁷。中国还结合本土实际，创新推出诸多城市发展理念，例如“海绵城市”：在城市内部甚至整个城市廊道，规划建设低层、低密度的城市片区，布局大量融合水湿景观的公园，既能吸纳暴雨引发的积水、缓解洪涝，又能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将蓄积的水逐步回补至河流。
显而易见，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中国谋求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支撑，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在这一领域，为未来的城市发展与国际新秩序构建，创造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颠覆性的可能。其中，最具雄心、且有望改变世界格局的构想，是打造连接整个欧亚大陆及周边国家的一体化跨国能源网络⁷⁸。若全球能源互联网按现有规划落地，将建成18条跨国特高压输电干线，连接80余个国家，形成覆盖整个大陆的清洁能源输送网络。这一网络将依托智能电网技术打造，把拥有丰富可再生能源的地区 —— 风力充沛的草原、光照充足的沙漠、潮汐能丰富的海岸，与能源需求旺盛的远端城市化地区相连。这一覆盖半个地球的清洁能源构想，要想成为现实，需要实现洲际层面的全球整合，而在能源贸易尚处起步阶段的地区，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一具有洲际规模的宏伟构想，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于2015年提出。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企业，中国国家电网运营着中国几乎所有的国内电网。习近平主席以国家层面的高度支持这一构想，将其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愿景、生态文明理念深度绑定。2015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的联合国大会上，习主席提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通过可持续的清洁能源方案，满足全球的电力需求。
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磋商、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讨论、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等多个国际场合，持续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这一洲际能源网络若落地，将整合各国的输配电网络、极地、赤道及各大洲的能源基地，打造市场化能源交易的数字资源调配平台。其发展愿景堪称宏大：整合所有建设要素，预计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79。中国国家电网提出了三步走发展规划：第一阶段，实现各国国内电网的整合，新建智能特高压输电线路，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第二阶段，到本十年末，推动各国电网实现洲际互联；第三阶段，2030-2070年，打造依托特高压输电线路的非欧亚洲际互联网络。
中国积极推动这一体系建设，背后有着多重考量。首先，如前所述，中国是资源短缺国家，人口稠密、高度城市化的沿海地区能源需求巨大。将电力网络延伸至国境之外，对中国而言裨益良多，而全球能源互联网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安全、稳定载体。
此外，依托国家长期巨额的研发资金投入，中国已成为全球特高压输电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如同其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一般。中国显然地希望，其技术标准能在这一项目中占据核心地位，从而成为全球能源治理无可替代的中心，借助由其主导建设、并融入“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庞大能源网络，发挥全球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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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想，印证了过去十年中国的前瞻性规划已迈向全球格局。中国所倡导的全球规则制定、生态文明理念落地，其版图覆盖极广：南至中东、北非的沙漠地带、东南亚的水电基地，北抵广袤的俄罗斯平原、北极的消融冰川。俄罗斯广袤的荒漠与北极地区的能源潜力，早已被中国看在眼里 —— 正如前所述，中国正规划建设“北极丝绸之路”，正是看中了这些地区巨大的能源价值。中国的投资与技术经验，也有望释放俄罗斯海上风电的巨大潜力，将俄罗斯的能源资源纳入全球能源互联网体系，为欧亚大陆不断发展、能源需求激增的城市化中心供电⁸¹。
68. Shepherd，《China’s Belt and Road》。
69. Moore，《China’s Next Act》。
70. Shepherd，《China Pours Money》。
71. BNP Paribas，《China Megatrends》。
72. Boyle，《China’s Zero Carbon Pledge》。
73. IPCC，《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第6.3.2章。
75. Hans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76. Peng和Deng，《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ow-Carbon Pilot Cities》，第2382–2403页。
77. Williams，《China’s Urban Revolution》。
78. Downie，《Powering the Globe》。
79. Cornell，《Energy Governance and China’s Bid for Global Grid Integration》。
81. Liu，《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